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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大山深处的厦门女知青
作者:林 坚
35年前,六千多名厦门知青来到武平上山下乡。35年后,绝大部分已离开武平,也有一些人长眠在大山之中,而至今仍生活在武平的只剩下30余人,其中不少是女性。她们曾经是一群令人骄傲而又清纯鲜活的大海的女儿,经过35年的脱胎换骨,如今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山的女儿。捡视她们的艰难历程,你将看到什么?
她又成了农民
黄 石,感谢爹妈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让她在 16 岁时就能承受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独自一人代表全家上山下乡,走进了闽西大山,像顽石一样经受着命运的折磨。
她插队在武平的最北边 —— 湘店公社店下大队这个与长汀县交界的小山村。 1972 年 9 月,她与河口生产队一位农民结婚。从此,开始担负起耕田砍柴、赡养公婆、生儿育女的重任。
河口,这个店下大队的小自然村,地处汀江岸边,是武平桃溪河流入汀江的入口处,不仅风景秀丽,水运交通也十分便利。那时,她丈夫年轻力壮,做木头生意,赚了一笔钱。 1978 年,她被正式招工到店下村供销社, 1983 年,调到湘店乡供销社,和丈夫共同承包一个饭店,如果不是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日子倒也过得去。
也许是山高皇帝远,在七八十年代,当地农村仍然沿袭着旧俗:娶了媳妇,就一定要生个男孩续香火。黄 石也无法抗拒,直到 1989 年才盼来了一个男孩。结果,那些年里,因为超生,家中被罚款不少。更惨的是, 1989 年,她也因此被开除公职,丢了饭碗,回到店下,又成了农民。
从那以后,夫妇俩就在汀江岸边 205 省道旁,租下了原属店下村供销社的一间小木屋,办了个小小的豆腐作坊,养了几头猪,兼卖些烟酒之类的副食品。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她都要把做好的豆腐运到长汀县濯田墟去销售。有一次返家途中,推着自行车上坡,冷不防被路过的流氓推倒在地,不仅人受了伤,还被抢去了一条金项链。
我们就是在这间小木屋里见面的。也许是年代太久了,所有的木板都已变成了黑褐色,屋梁上也结了不少蜘蛛网,阴暗、潮湿。我问起现在的生活状况,她说: “ 原先分到的农田已经让小叔子种了。在这小店里,一天做四五板豆腐,本地还销不出去。赚到一点钱,要购黄豆、饲料及柴米油盐,还要供孩子读书。 ” 我从他们夫妇俩真诚的笑容底下读出了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叹息。
黄 石在厦门还有父母兄妹。去年,她母亲已 76 岁了,还特地从厦门前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离开店下时,夜幕已经降临。车子在武北的崇山峻岭中小心翼翼地蜿蜒穿行。一路上,我都在默默地猜测:当她高龄的母亲颠簸在这崎岖山道上时,她会想些什么?
为了撑起这个家
相比之下,周宝华的命运比黄 更坎坷。
我们是在武东供销社见面的。那天,刚好墟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她,一身朴素的衣着,一口标准的客家话,跟当地人没有两样。如果不是熟人的指点,我根本不敢相信她是厦门人。
周宝华在武东公社上畲大队上山下乡。文革前,她父亲就是一家国有大企业的老劳模,工资已有62元,母亲一直患水肿病、心脏病,而哥哥刚考上大学。为了支持哥哥读书,她只好中断学业,在家伺奉母亲。文革中,因父亲的徒弟是印尼归国华侨,写了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枪毙,连累到师傅也被抓进了牢房。因此,在上山下乡时,十八岁的她是被街道驱逐出厦门,戴着“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帽子强行下乡的。一年后,母亲疾病发作,父亲尚在狱中,无人照顾,痛在地上直打滚,最后悲惨死去。母亲死时,无人告诉她,自然无法回去送葬;而父亲也不知在何时因何事最终死在狱中。直到1982年,当地政府才为其父亲平反。那时,是她哥哥回去办理的。因为上山下乡,双亲去世时都未能见上一面。说到这里,她早已泪水盈眶,跑到屋外,失声痛哭。
她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是武平纯朴的乡亲以博大的胸怀像亲人一样接纳了她。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69年9月下乡不久,就是中秋佳节,房东做了禾米板,硬让她醮着豆腐乳汁吃了个饱。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口齿留香。
但当时的公社却不同,分配到生产队时,知青中只有她一个女性。也许是不让她传染别人,或是要她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那时,在知青中,大家一起苦中作乐,有说有笑,劳作之余,吹弹唱曲;或是为招工、返城、上大学绞尽脑汁,明争暗斗。但这一切都跟她无缘更无分。她只能默默地跟着当地的农民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磨筋炼骨,根本不敢有任何奢望。
直到1974年,她才与当地一青年农民结婚。丈夫只有父母和一个妹妹,她们相处得相当融洽。渐渐地,在周围群众信任的目光中,她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在厚道丈夫温暖的怀抱里,她找到了被爱的感觉。1976年,生下一个女孩;1979年,又生下一个男孩。同年,按有关政策,她又被安排在武东供销社就业。十年岁月的煎熬,三千六百多个日子的磨练,已经将她脱胎换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农妇。家中田里,各种活儿她都能干。照理说,公婆健在,夫妻恩爱,儿女双全,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日子应该会慢慢地红火起来吧。
然而,命运常常欺负老实人。1989年,大难降临,她年仅40岁的丈夫患胃穿孔不幸离开人世。那时,她公公已经72岁,婆婆是个跛子,最小的孩子才10岁。是否改嫁?她思考再三,最后还是决定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撑起这个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要送两个孩子上学,还要为婆婆治病,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可老天偏偏还要雪上加霜,1999年,她公公因中风而瘫痪。为了给公公治病,她在工作之余四处求医求药,花了不少钱,直到公公能拄着拐杖慢慢行走。老俩口常对乡亲说:在儿子死后的这十多年里,除药费外,周宝华每月都给他俩生活费300元以上,正是这位厦门儿媳给了他们生存的信心,给了他们生活的依靠。2003年,她公公终于走完了来到这人世间86年的坎坷人生路。
周宝华在2001年刚满50岁时便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每月才领到400余元退休金,而她仍然每月给婆婆150元的生活费。生活虽然清苦艰难,但她身边却有一大批好心人。她所在的供销社同事们就是其中之一。在周宝华退休之后,供销社领导没有人走茶凉,把她扫地出门,而是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同意让她继续承包一间小店面。在谈到这些好心人时,她总是带着十二分的感激之情。
如今,她的女儿已经嫁给本村的一位小青年,她也当上了外婆。目前,她的心愿是:继续撑起这个家,为婆婆养老送终,帮儿子成家立业。
“以后,想回厦门吗?”我问道。
“说不想是假的。”她苦笑着,“可怎么回去呢?在厦门,我无家可归,也无依无靠,更没有钱。你说,靠我的这点退休金,能回得了厦门吗?”
我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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