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堂：福妹——厦门知青往事（十六）

老哥

福妹

【林培堂】

      在我匆匆度过的四十多个炎凉岁月里，也认识了许多人和被许多人认识，同时，也免不了要遗忘许多人和被许多人遗忘。然而，20年前，我在闽西插队时认识的山里人，却很难使我忘却。尽管他们没有挂着一长串头衔的名片赠我备忘。而其中，最使我怀念不忘的，竟是一位老太婆。

      她就是福妹。

      福妹一辈子蛰居在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山窝里。据说，只在年轻时到过三十里开外的古田墟。那时，墟上还没有人骑自行车，因此，她一辈子也没见过自行车，更谈不上坐过汽车、火车、飞机了……现代物质文明生活搅扰不到她的梦境，世人眼里的各种“福份”也似乎与她无缘，然而，她就叫福妹。

      也许，年轻时她也曾是个活灵俊俏的山妹子，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确是一位老太婆了。她长年穿着玄色的大襟衣，扎着玄色的头巾，一副地道的客家老太婆模样。山里阳光并不强，但她却眯着一双小眼睛，特别是在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肌肉由于松驰而垂坠在两颊旁，形成的两团匀称而发亮的肉球。村里人并不因为她的年龄和辈份改称她为“福婶”，连小孩子也依然“福妹、福妹”地叫唤着她。刚来时，我不好意思这样称她，又不知道要如何称呼，后来也就惯了。

      福妹的房子坐落在村中心的开阔地上，虽已陈旧却很宽绰很有点气派，四周鹅卵石筑起近米高的屋基，前后两落中间还有个天井。屋前有块小宽地可晒谷，屋后小溪淙淙好风水。我刚到这山村时，就安排在她家大门外左侧一间用松木板搭起用杉树皮盖顶的小屋里住。不进她家的门却和她的房子连为一体。开饭时，房东引我走了一大段弯弯曲曲的田塍路来到村另一落他家里吃。一问，才知道她并不是我的房东，而是房东家里没有处住才借她的房子让我住。

      瞧她房子的架势，大概不是地主也是富家，才不让我去接受她的“再教育”。住了几天，看看却不太像。村里只有一个富农，上圩要向治保主任请假，见人都低着头走路。而她家，村干部踏出踏入，歇歇腿喝点水。到了晚上，村里的年轻人更是擎着竹篾火把，一路吆吆喝喝会集在她家厨房里，一边烤火一边聊天。我的小屋和她家厨房仅一板之隔，不时可传来叽哩咕噜的客家话和嘻嘻哈哈的打闹声，中间也渗杂着福妹的朗笑声。

      我有点疑惑，就问到我屋里来坐的生产队长，队长告诉我，福妹的丈夫早去世，她的家庭成份是贫农。

      “那么，为什么让我住在她家而跑到别家吃饭，在她家寄餐不更方便吗？”

      队长支唔了一会，才含含糊糊地说：“她有一个儿子是现行反革命，判刑12年，现在还在龙岩劳改场。”

      哦，原来如此！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福妹的儿子是在挑肥上山田时，因畚箕漏底，从歇脚的路亭墙上撕下半截报纸垫底，不料报纸反面竟是伟大领袖的画像……我茫然了。一个连自行车都没见过的山里老太婆，竟然会与“反革命家属”牵扯在一起，真是不可想象。

      我总觉得福妹是很委屈的，但福妹从未和我谈起她儿子的事。只是有一次过节时，她要请我到她家吃“糍粑”，我看到她饭桌上多摆了一副空碗筷，还斟着一碗水酒。这时，我才第一次看到她的神色有点黯然。不知这副碗筷和水酒是为了祭奠早逝去的丈夫，还是等待着远离的孩子？我不敢问她。

      福妹早已不能干活，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也不能享受“五保”。她每天很早起床，哔哔叭叭地升火蒸饭，然后去菜地。天气好，她就到附近山上砍柴火。她砍的柴火粗细均匀，长短齐平，堆在屋檐下。即使下几个月雨，也不愁没柴烧。她也养着几头猪，虽不算肥健，和别家凹背垂肚的猪仔比，也算上乘。杀了猪，每家分一点，记上帐。这样，别家杀猪时，也分她一点抵偿。听说她是早年将一头牛归队里公用，现在以此抵扣生产队分的谷子钱。原先她还有一个小女孩（听说是抱养的）和她一起住。我们到后不久，小女孩出嫁，只剩她孤单一人。村里的年青人常到她家串的，她也并不觉得孤零。每天依然忙碌碌，乐悠悠的。

      过了一年，知青的每月八元津贴取消了。村里的知青也大都不在房东家搭餐，纷纷自办伙食。我也乘机分离出来，又懒得自开炉灶，便将每月分配的33斤回销粮交托福妹。她每餐为我量一筒，装在草袋里，搁在她的熟米饭上蒸。这样，我每天起码可比其他知青多睡一个钟头，等她敲着厨房隔板唤着：“老林牯，吃饭啰！”我才钻出被窝。而从大门绕到隔壁厨房时，她已为我勺好了热烫的洗脸水了。傍晚收工，也早有热水候着为我洗去一天的劳累，而后我躲进小屋里，看我的书，写我的诗，只待又一声吆喝：“老林牯，吃饭啰……”

      福妹原先怕我不相信她，特地带我到她家侧房的储物室里，指着分开放着的两桶米对我说：“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其实，由她量米我怎分得清呢。慢慢地，我的饭也不分开蒸了，菜也不分开吃了。生产队分给我的那份谷子，我由她领去，也由她去晒、去舂、去变成桌上的米饭，我只管饭来张口；生产队划给我的那块自留地，我甚至不知道在哪儿，全由她去种、去收、去煮，我则拿出家里带来的猪油供她炒菜。而每次，她总是很舍不得，只是一小勺一小勺地用。有时，家里寄来鱼干、肉松等，我拿到饭桌上，她更是死活不肯挟，等我硬拽到她碗里，她才肯沾一点点。

      人说知青的生活艰苦，其实，我在山村反倒过着“大少爷”的生活。连换洗的衣服被单，也都由福妹帮我晾干收好折好。我和孤寡的福妹成了“一家人”了。

      福妹从没进过我的小屋，最多只是站在门坎外朝里瞧瞧。她对我整日在看书写东西不甚理解。她当然更不会知道，我能有今天，是与她当时对我生活上的照料分不开的。有时，我也踅到她那松明熏黑的厨房里，坐在灶前帮着烧火或随便聊聊。我的朋友或家里人来看望我，也一起在她饭桌上用饭。有一次，我的堂弟从武平过来，晚上，我们在小学校前空地上燃着木屑取暖聊天，福妹也凑了过来。堂弟见她眯着小眼睛，颊边垂着两团肉，模样既慈祥又有点滑稽，就用半生的客家话和她逗趣，她十分开心地叹叹气笑着，堂弟要她唱山歌，她说那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才唱，但终究也熬不过唱了几句，神态十分天真可爱，我从没见她这样兴奋过。我的女朋友调到建设兵团，顺道进山来看我，走后，她悄声对我说：“老林牯，你老婆‘盖将’（客家话很漂亮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我笑着问她。

      “我爬到你小屋的后隔板偷看的……”也难怪，老人家也应该有点生活的情趣。也许，她正是从年轻人身上才会寻回点自己的过去……

      过了不久，我便调到公社林果场。一年后，就调返厦门。临行前，我特此回山村辞行。福妹送我到村口，我见到微眯的小眼睛闪着点点泪花，我的心也酸了……

      回到厦门后，我虽托还在队的知青捎过东西给她。后来，知青们全返城了，我也不知福妹的音讯了。

      几年前，我到龙岩开会，便邀约一位当时的下放干部，一起重返当年插队的山村。我想，福妹见到我，一定会喜出望外的。而我现在也不是穷知青了，理当接济一下当年照料过我的这位好老人。当我们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久别的小山村。进村一看，我呆住了：福妹的房子连同我的“故居”已一夷平地。青山依旧，人去屋不见，一种失落感袭上我的心头。

      村里的人告诉我，福妹于三年前去世了，她的儿子也早回来了，母亲死后，他便将房子拆掉，木料卖给广东人，人跑到外边去做生意。

      我们在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怅然而归。福妹的坟听说埋在村边的山上，我没去看她的坟地，只将温馨的回忆和无限的思念埋在我的心里。我忽然想起，人活在世上，如果奢望太高，反自寻苦恼。而像山涧的小竹，长在山野，开了花后又老死在山野，一辈子没见过世面，也就不会被世事缠绕，徒生出烦恼之根。然而，社会毕竟不能返朴还古，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也就没有那份“福气”了……

      福妹活到82岁，她真是个福妹啊！

【林培堂，男，厦门知青，“文革”前高中毕业，1969年插队上杭，已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