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伟:1975：我的文字开始的岁月——厦门知青往事（六）

老哥

1975：我的文字开始的岁月
[王伟伟]

      1975年夏天，上山下乡已近尾声，我所在的蛟洋公社丰年大队秋下生产队，就只剩我一个厦门知青。刚好又回来个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兆源，队里就分配我们一起晒谷，出“五夏”墙报专刊，两个人十分合拍。
      晒谷的第一天，我们先扫晒谷坪，很脏，以后又去浸谷种。田里收割下的谷子挑回来，我们就筛谷，中午很迟才回去。刚扒了两口饭，就下雨。雨下得很大，我们两个怎么抢收也来不及，几个小学生七手八脚地来帮忙。结果我们一人淋了一身雨，谷子也都淋湿了。以后又冒雨披着塑料薄膜，把晒谷场上淋湿了的谷子收回来，又淋得半身的水。这是不顺利的第一天。第2天，我们继续晒谷，照样挑、扫、筛，加上风谷子。因为预报下午有雨，便赶着把一大堆小山似的谷子风完。社员收工好久了，我们还没风完，生产队长赶来帮忙，我们才轮流去吃饭，这时已是下午2点多了。那些日子很累，有一则日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1975年7月16日星期三晴雨阴
      现在天气真是一天三变也不止，太阳，下雨，忙着收起。又喷几点雨，刚到床上睡午睡，又被叫去晒谷子。谷子晒开不一会儿，又是几点雨，收。收收，晒晒，搞死人，人很累。
      人累是很累，不过有时也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晒谷的第一天，下雨，几个小学生来帮忙收谷，我们便写了一篇《红小兵，爱集体》的表扬稿，贴在晒谷场边上的“五夏”墙报上，第二天中午天稍一黑，那些被表扬过的小学生马上就来大起忙头了，孩子总是可爱的，那种越帮越忙的劲头，看了让人感动。
      晒谷场上，还不时能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招娣的儿子放鸭，丢了一只，就把来金儿子放的抓一只，赶快回家用红墨水涂成自己的标记，右翼一抹红。来金家少了一只，大嚷起来，最后在田里找到的却是招娣家丢失的小鸭子，招娣家就拒不认领了。结果两只鸭子由于不合群，都在同一座大屋子里嘎嘎叫。两家从此再也不敢同时放养鸭子。那个月份家家大养鸭子，这种偷梁换柱的事，时有发生。这就是“小生产”，兆源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对那些成天忙着笼鸡笼鸭到晒谷场上来沾集体便宜的人，很看不惯，替他们起绰号，就叫“小生产”。那一年，正在批“小生产”评《水浒》什么的，我们就在9分钱一张的大白纸上写一些“泥腿子理论兵的诗”，写一些全是口号的三句半，往墙上贴：“学大寨，我们越干越想干！学大寨，我们越干越敢干！学大寨，我们越干越会干！干！干！干！”社员们走过，停下来看看，就有人说：这是两个秀才。我们就很高兴。
      三句半是用来演的，村里有政治夜校，也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三句半敲锣打鼓念一念，哐哐当当的，很热闹，社员们看了说：就是太短了些。既然报纸上天天都在批“小生产”，我们根据队里就有的“小生产”，弄一个长一些的节目。当然在“思想性”上要“高于生活”的，于是动手写了一个小歌剧，就叫《晒谷场上》。一开场就是音乐，幕后合唱：“人民公社威力大，丰收景色美如画，大干快上夺高产，高山开出大寨花。”那时村里农民家中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断粮，就是身为厦门知青的我也饱尝饥饿滋味，锅里蒸的早、中两餐饭，总是被老吃不饱的我一下子就干完，而且是什么菜也没有，浇点酱油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在吃饭方面，我倒真的是“越干越会干”。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写出“丰收景色美如画”这样的假话，那是个从上到下都流行说假话大话的年代。《晒谷场上》演了好几分钟，放鸡鸭来吃晒谷场上集体谷子的“小生产”者中农，接受了思想教育。最后，两位正面人物，女性，又都很年轻，二人边晒，边唱，边走向后台：“学理论，攀高峰，人换思想地换装，毛泽东思想指方向，共产主义早实现！”这个小歌剧由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演出，厦门知青、回乡知青和本村农民前台后台忙了好多个晚上，下雨天大家更是劲头十足地练啊唱啊。到了演出那天，台下的观众一看登台的都是他们的老熟人，立即笑声不断，台上的演员们受到笑声的激励，越发兴头了，唱的拉的弹的，一个个都十二分卖力，演出很热闹，热闹就意味着成功。
      于是，我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
      很快到了1975年的冬天，我下乡的蛟洋公社知青上调的上调，回家的回家，七八百名知青只剩百来号人。那时全国正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公社就将这百来号人组成个“大干连”，去水电站工地大干，挖水渠。
      11月20日星期四
      今天要到梅坝水电站，一去十天，也不知情况如何？
      吃了中饭，就挑起铺盖到坪埔去。天气很热，汗水淌。一个担子也五六十斤重吧，到了坪埔，肩都磨红痛了。
      报了到，交了米，我是“秘宣组”的。“秘宣组”的组长，坪埔的女知青，大家都叫她“鱿鱼慧娟”，说傅增锴（知青办领导）和她说我很会写。
      晚上开会，指挥陈必台大做其报告，且用厦门话骂粗话，哄堂大笑。他自以为得意，傻笑，讲一话想半天，偏偏话又多又长，大家大打呵欠。
      21日晴
      今天，正式下工地。第一天，大家干劲非常大，黄土也松，好挖。干了一天，晚上睡觉腰酸得很。
      晚上，排里向另外两个排“挑战”。我在大队部写了首小诗《推土机》。
      22日
      早上，又是天色初亮，哨音骤响。吃了饭，又是去工地。因为昨天挑了战，所以今天大家格外卖力。早上我的手上起了泡。好在因为明天要出“大干专刊”，下午秘宣组的回家抄写。吃了饭就下山了。回来说了一下（刊头画人物）头和衣服，下午就是裁裁纸，谈谈天，花去了一个下午。写了几份“决心书”，晚上就是读决心书了。
      这首最早发表在“大干专刊”的《推土机》，两行一段，共6段：
      一块木板，二根绳子，这就是我们的推土机！/“一、二、三”雄赳赳的号子，赛过最嘹亮的汽笛。/“向左”“向右”“齐用力”，我们是最好的司机。/推啊，推啊，汗淋漓，加油，加油，不歇气。/莫笑我们推土机土啊，推土机上凝着最深的情意：/建设共产主义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正为大厦推土奠基。
      大干结束后，我把这首《推土机》和另外两首同样为“大干专刊”写的《铁锄》和《告别》，加了个总题目叫《汗水写的诗》，把《告别》改成了《大干连歌》，寄给了《上杭文艺》。很快收到县文化馆的回信，一张小小的“来稿复信”，油印的，右上角有两行钢笔字：寄来稿件准备在下次《上杭文艺》刊用，请继续积极投稿。“《上杭文艺》刊用”这六个字特加圈圈。我非常高兴。后来，真的收到了《上杭文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18年后，我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厦门岛上走西口》，又为此开了一个我的散文讨论会，会上谢春池说我的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就是他编辑的。这次讨论会差不多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久违了的《推土机》还有那六个加了圈圈的钢笔字。那本《上杭文艺》招工回来时我带回家了，后来不知怎的，竟然不知去向了。
      大干连结束后，县里要组织中小学文艺会演，我就被借到公社，和老师们一道创作了一个新的小歌剧《高山新苗》，经过公社领导等等好几轮讨论，又拔高了许多，比起《晒谷场上》自然是更绷紧了许多，更符合当时流行的样板戏式的“高大全”，也就更没什么看头了，不过还是顺利参加了县里的文艺会演，似乎没得什么奖。但这对我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社中小学的老师和领导们差不多都知道我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当个乡村小学民办教师的奢望，似乎有可能实现了。不久，我就招工回了厦门，进码头当了一名装卸工。
      在那段拉板车扛包的日子里，我总被板车拉得七斜八歪的，下栈桥时还直往海里冲，幸亏年轻，跑得快，否则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天下来，手臂小腿上总要弄出许多血痕。于是我再一次弘扬了“大干连”精神，很快写出了这样的新诗句：“头顶蓝天脚踩涛，工巾一条系身腰，我是港口新一代……”那是1976年的夏天，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夕。那首诗写得很长，现在全忘光了，只记得开头三句和中间两句：“肩负祖国人民殷殷意，但愿五洲红日高高照。”在港区油印小报《海港》上发表，还用大白纸抄了，贴了出来。于是，幸运的红日高高地照到了我的头上，我第一个拜拜了板车，离开同批150多名招工进码头的知青，坐进办公室去整理学大庆材料了。
      1987年，我第一次重回山区。兆源用一辆自行车到郭车接我。我们从坪埔走进秋竹坪。在梅坝一段十分荒芜的小路上，他告诉我这里就是当年知青挖的水渠。在这杂草丛生的地方，哪里还能看得出一丝一毫的水渠影子来？进了村，我们晒谷的晒谷坪还在，只是旧得可以了。后来，每隔三两年，我就会重回秋竹坪，去一次，就感觉一回：树更少了，山更光了，水更脏了。当年我们下乡时的青山绿水，早已不复存在。
                                              [王伟伟，系厦门一中老三届知青，1969年插队上杭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