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往事--海沧、角美、东孚，差点就成了民国第一个“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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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圭海四记

题记：从海沧半岛的中心位置-海沧行政中心往北远眺，你会惊奇的发现，眼前似乎出现了一顶端正的乌纱帽，文化中心好比前额帽沿，蔡尖尾山的主峰为凸起的后帽，而耸立的海投大厦便是帽翅，如此情景显然不是巧合，更像是一个预设的美好寓意。说起此地的风水，不得不说距离蔡尖尾山不远的文圃山，大体上来过此地、稍懂得玄黄之术者，都会啧啧称奇。

文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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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座文圃山，三个府县边

文圃山，不以雄伟著称，却以温文尔雅的稳重和寡淡甘愿偏居一隅，怡然自得地守护自己的方寸之地，尽管此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浓墨重彩，但最终却都烟消云散趋于平静，究其原因，便是文圃山积年累月的漳泉交界，三不管地带。同安尾、海澄角、龙溪边，大概是文圃山周边最好的诠释，同安县的最西、海澄县的最北、龙溪县的最东，大体上以文圃山为界。

同安与龙溪交界的北面为商业繁荣的角尾墟，墟市的四分之三为龙溪所辖，四分之一为同安治下的同安街，民间常戏称为“一根扁担跨两县，一个乞丐双不管”，南面为跨溪的壶屿桥，两县各占一半；海澄与同安交界的北面为新垵与祥露，一个姓邱，一个姓庄，彼此相安无事，倒是南面的青礁与白礁，势同水火，从未中止过械斗和争议。

青礁与白礁械斗之记载

这交界处的三个区块，如果各以一个通用的名称稍作替代，那么在同安者称东孚，在海澄者称海沧，在龙溪者称角尾，他们分属三个县，又都距离县治异常遥远，以至于这里成了三个县治安最乱、最被忽略的“化外之地”。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块区域的人们早已谋得了共同的出路，那便是出洋讨生活，这大概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实写照，如此另辟蹊径，竟然给了三地另外出彩的机会，这不，远在民国初年，这里便成了有识之士特别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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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尾、东孚、海沧，合成“文山县”

龙溪人林松磐经过仔细考察、摸索后，于1915年向北洋政府提交了一份详实且具有直接实施意义的《福建开辟华侨新商埠议案》，该案于1916年12月27日正式被批准。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议案，其主要内容便是以龙同海三县交界地为基础，设置“华侨特区”，以吸引华侨资本回国建设新式商埠，助力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崛起。令人惋惜的是，民国初年，中国军阀割据，这份富有前瞻性的议案最终胎死腹中，只能孤独地在档案馆里述说着历史的悲哀。尽管后来，林松磐的想法被孙中山先生纳入《建国方略》中，但最终依然没能成功面世执行，真是可惜。

嵩屿国际码头

林松磐在对三县交界地未来的建制规划中，拟定了两套方案，一个是激进、一步到位的华侨特区，一个是退而求其次的设置“特别县”，总之，只要能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华侨资本回乡投资兴业便达到目标。从他的设想中，这块区域的具体范围是明确的，“今试假定一区域论之，由西溪江东桥沿岸，下至海沧，以龙江下流为西南天然界线；由海线嵩屿，沿至新安、霞阳，以鹭江支流为东南天然界线；由新安、霞阳沿至灌口，以沿海溪岸为东北天然界线；其连接大陆之交点，则以数千尺之天柱高山为障，由天柱山麓高原直至灌口海岸为西北天然界线；由天柱山麓至甲石狗乡，再由朝天岭取道北溪为西北天然界线；或由灌口取道父子岭，直至龙津溪，为东北天然界线，如是则背山面海，左溪右江，周围二百余里，取名为文山县。”

文山县示意图

“文山”之名，显然是借鉴了文圃山的芳名，毕竟这是该地的文脉所在、风水宝地，诚如广州十三行行首潘家的“同文行”、“同孚行”，马来西亚槟城五大姓邱家的“文山堂”，大体上都是对自己的溯源、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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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县地的今时往日

林松磐之所以看中这块无人问津的三县交界地，并非脑门一热，而是基于当时中国及南洋的环境而做出的“最正确”的判断。

这三县交界地，如今仍然是厦漳的界线所在，只是他们已经脱离了“角落”的窘境，而升级为各自所在市的龙头，原同安属的东孚区块被分成两半，东孚片区与原属海澄的海沧合并为厦门市海沧区；同安属的同安街、龙池片区与原属龙溪的角尾合并为漳州市台商投资区。如今，在这两个区里，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丰富的晚晴至民国遗存，如海沧区的莲塘别墅、青礁慈济宫、新垵红砖古厝群，台投区的天一总局、东美番仔楼、白礁慈济宫、林氏义庄等，他们所反映出来的奢华与震撼，无处不透露着这些地方曾经的富庶和文化自信，而又有谁知道，这些成绩正是这块土地曾经被逼到绝处的无奈所爆发出来的能量。

白礁慈济宫

角尾、东孚和海沧能以角落之地后来居上，成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上国”，既得利于他们地理位置的优越和远离县治中心的偏僻，又与历史上这里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

在明代，因海上走私而翻身成“天子之南库”的月港，其港口群便包含了这三个地方，如东美、石尾、角尾、金山、白礁、青礁、海沧、金沙、嵩屿、长屿等都是当时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通洋码头，但随着清军一路南下，郑成功以海澄、同安两县为基地与清军展开来回拉锯，最终清军为断绝郑军的粮草供应，将沿海二十里划为弃土，强迁百姓至内地，而角尾、东孚、海沧则是清军重点提防的界外。也因此，这三个地方的百姓在强迫之下，大多选择下南洋、过台湾。从数据上看，崇祯年间的海澄县人口共30,569人，到了康熙二十年复界时，人口仅剩10,136人。这还得扣除不在迁界范围内的海澄县治所在地(即八都、九都)，其人口尽管有差异，但还不至于流离失所，由此可推测像海沧这样的界外，人口消失十之八九并非随意猜测。

海澄晏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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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时芳华东逝水

林松磐说及这三县地时，如是感慨“盖吾国沿海诸省，其经商海外者，闽粤最多，福建侨民漳泉独众…就三属居民之习惯性质论之，该区以边海之故，居民之经商南洋各埠，为时甚早，为数亦最多，外出则亲戚朋友汲引牵连，居乡则庆吊往来自成风俗，家族乡规，三属相同”，就如镶嵌在白礁、青礁两座慈济祖宫墙上、散落于龙池岩上的碑记，我们可以同时发现来自角尾、东孚、海沧的华侨，他们都有着相类似的南洋经历或者乡贤身份，这份沉甸甸的记忆既透露出该地区深厚的华侨资本，又述说着三地心心相印的乡情。

海沧

清初至晚清，苦苦未能增长的三地人口，很大一部分，便是转移到了南洋，而他们也是三地重要的财源和保障。基于出洋的传统，大约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这里出现了诸多繁华的商业市镇，如灌口、角尾、东美、石尾、海沧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水陆交通发达，码头林立，除了具有南洋特色的骑楼存在外，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如工厂、新兴商铺，以及一些西方的教堂等舶来品。

林松磐也在他的议案中列举了这样的成功案例：如每年入款数以百万计的郭有品天一总局；同安属寮东社郭氏的制糖企业，分布在龙溪田边社、寮西社和海沧的水头；龙溪属福井社林氏在金桐社的广福公司；海澄属芦塘社陈氏在石尾、海沧的蚕桑局；其他如三都新兴公司、铺头种植公司、新岱织布公司等都是分布在这三个角落之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俨然一个整体。

青礁芦塘

林松磐在走遍南洋后，对于中国主要港口被西方国家占据的事实深感愤慨，他力主在中国沿海找到一处地方能沟通腹地、临近海洋，以化被动为主动深入开展海洋贸易，从而破解西方人垄断中国海洋业务的困局，最终他的目标瞄向了具有深厚华侨基础的三县交界，并特别选择了这块地方最突出的岬角-嵩屿，作为新式商埠的中心，他认为，这里有着良好的避风港湾和深水码头，陆地方面又能沟通闽西南和江西，能够较好地利用内地矿产发展工商业。

然而，有幸与不幸，这三县之地在民国时期的各种尝试最终都付之东流，无一有效，以至于在后来，三县之地仍然是闽南府县的边陲、角落，甚至在57~58年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区划归属，同安人找不到同安的路，海澄人也找不到海澄人的家，想必要让三地再次融合一起，也需要经历诸多波折和时日，或许，没有得到的才是最好的结果，仅以此文，向曾经破茧求生的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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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廖艺聪《海沧港的百年风云》

(2)《厦门海沧文史资料》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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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崧磐《福建开辟华侨新商埠议案》（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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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厦门（海澄）华侨林崧磐提出议案，希望将嵩屿建成一个华侨新商埠。1930年国民政府还通过了开发案，并付诸实施，厦门著名华侨林文庆、黄奕住、许春草等都参与其中。可惜后来因日本侵华侨资短缺而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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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嵩屿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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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屿开埠的规划图《嵩屿地形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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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志》卷二中载：“嵩屿在海澄界……宋幼主浮舟经过，适界圣诞，群众构行殿呼嵩，故名。”

南宋末年，元兵从浙江南下，进军福建，势如破竹。南宋小朝廷土崩瓦解，但忠臣陆秀夫、大将张世杰护卫年仅8岁的小皇帝赵昺南逃广东，途经厦门。相传，帝昺先在五通登陆，据说五通古代石刻还留有“此地曾迎天子辇”的字证。后来，幼主准备从鼓浪屿渡海到嵩屿转往广东，不料刚上船不久，海面就波涛汹涌，小船颠簸不定，随时都有倾覆大海的危险。赵昺在慌乱中抽出身上的腰带猛击海水，顿时，海面风平浪静，小船安渡至嵩屿。

到达嵩屿是日恰好也是小皇帝的生日，虽然落魄至此，但皇帝生日礼数还是不能少的，群臣恭恭敬敬的“嵩呼”万岁。后来，史官记录这段历史时问这个地方叫什么，谁也说不上来，便根据当时在岛上嵩祝寿诞，定名为“嵩屿”。

xuchuwei

这都能让你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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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时如此众多闽南到台湾最顶级的爱国富商的拥泵。可惜，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厦门乃至整个闽南，必是全国城市一匹大黑马。

碧湖公园

成立漳州市海角区，海沧收回漳州，与角美一起合并为海角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