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赓 厦门人不该忘记的名字

老哥

林国赓 厦门人不该忘记的名字

　　

■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选自陈贞寿《图说中国海军史》下册，781页

　　

■大同路街景。今日厦门老城区，就是林国赓时代留下的遗产。

　　在厦门的历史上，林国赓是一个重要人物。身为厦门海军警备司令，他主政时间长达14年，铁腕推动市政建设，厦门因此完成了城市的近代化转型。奇怪的是，他的生平事迹罕见报道，面目模糊，错讹颇多。我们邀请学者黄绍坚先生披阅史料，详细考订，讲述他与厦门的渊源故事，分上下篇刊出。
　　——编者
　　文/图 黄绍坚
　　“说起厦门20世纪30年代前后（城市建设）这场变化，最不应该被遗忘而常常被遗忘的人是林国赓。”厦门地方史研究学者李启宇先生，在《厦门史料考据》中，如是动情地描述林国赓。
　　“其最大有造于厦者，对改革市区一事……中外人士，咸深赞叹，皆曰:‘厦市之有今日，非林司令不为功。’”《民国厦门市志》中，如是称赞林国赓。
　　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民国时期，主政厦门时间长达14年（1924-1938年）的海军少将林国赓，奠定了厦门近代化城市建设的基础:鹭江道、海边堤岸、中山路、大同路、思明南北路、中山公园……这些如今厦门人耳熟能详的道路、公园，都是林国赓主政厦门时建成，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我怀着好奇之心，直到最近才开始探索林国赓的生平事迹。因为，在“闽系海军”将星闪耀的群体中，林国赓实在算不上耀眼。
　　不过，探索愈深入，我对林国赓愈加感到惊奇。
　　惊奇之一，林国赓为人，低调到令人难以置信。除了在福州人陈贞寿编撰的《图说中国海军史》中，有一**国赓的照片外，我竟然找不到林国赓的其他照片。
　　惊奇之二，关于林国赓的生平事迹，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献，包括《厦门市志》、《福州人名志》、《民国军人志》、《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在内，全都记载有误。例如最简单的，林国赓的生卒年，记载错了；林国赓的籍贯，记载错了；林国赓的基本履历，记载错了；林国赓所任官职、官衔，记载错了……清末、民国海军史料俱在，民国档案也已大量出版发行，那么多学者，居然连林国赓的生平事迹都搞不清，简直匪夷所思。
　　惊奇之三，林国赓主政厦门，似乎一直在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一座城市。他**镇压在厦门街面为非作歹的日籍台湾流氓和本地流氓，他**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他**镇压参加爱国运动的厦门码头工会，他甚至用**强制的手段，推动厦门市政建设。专制带来效率，一座近代化港口城市厦门，在他手中建起；专制也殃及自身，林国赓自以为是地按照国际海军惯例接待日本军舰的做法，最终让他被扣上“媚日通敌”的帽子，黯然神伤地离开厦门。
　　我整整读了一个多月的民国海军档案、史料、文献、回忆录，我抄录了八万多字的笔记。我依照年月顺序，厘清了林国赓的生平事迹，我想完整地讲述历史上那个真实的留英海军少将林国赓的故事。
　　下次去福州，我一定去东街口厂巷看看。那里曾有一个“厂巷林家”，厂巷林家中，出了两位留洋的海军少将:林国赓，和他大哥林献炘。

老哥

林国赓的早年生涯

　　

■中华民国海军学员在英国受训——选自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插图

　　

时任海军练福坛舰队司令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杨树庄——选自陈贞寿:《图说中国海军史》中册，543页

　　

■已完工的“建安”号鱼雷炮舰——选自陈悦《近代国造舰船志》，263页

　　1937年8月，老舰长林国赓在厦门焦头烂额之际，“大同”号（原“建安”号）悲壮地在长江江阴航道自沉，阻滞日军沿江进攻。
　　文/图 黄绍坚
　　清末留英的海军少壮军官
　　1909年8月7日（清代宣统元年6月22日），清廷筹办海军处，向朝廷上奏称，留学英国、学福坛海军驾驶专业的林国赓等4名学生，已经毕业回国。
　　上奏里说，这4名学生，在中国水师学堂毕业后，登舰见福坛期满，官派留学英国“鲍特司密夫学堂”（我疑心即培养初级海军军官的英国“布里塔尼亚皇家海军学院”，俗称“达特茅斯海军学院”）和“格林里次学堂”（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在那里学福坛驾驶、天文、战术、水雷、鱼雷等多个科目，考试合格，领有文凭执照回国。其中，吴振南等2人成绩优等，林国赓等2人成绩上等。随后，接上谕，4人都授“守备”衔，交清廷海军补用。
　　在清制中，守备为武职正五品官，约等于后来的海军少校。
　　兄弟将军
　　关于林国赓的生平履历，包括《厦门市志》、《福州人名志》、《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诸多文献在内，全都记载有误，且时间顺序混乱颠倒，殊不可解！我不得不费点功夫考证。
　　林国赓（1884-1943年 ），字向今，福州府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1884年出生于侯官东街厂巷（今福州市鼓楼区东街口厂巷），早年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
　　林国赓的父亲，是位开私塾馆的教书先生。他生下三个儿子。老三默默无闻。老二就是林国赓，后来成为主政厦门长达14年、为厦门近代城市建设奠定基础的海军少将。林国赓的大哥，名叫林献炘（1883-1960年），一位留学德、奥的海军工程技术专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械司司长等职，1934年授海军少将衔。1949年后，林献炘留在大陆，写下不少关于清末、民国海军方面的珍贵史料，研究海军史的人都熟悉他。1960年，林献炘在上海去世。
　　像福州厂巷林家这样的海军世家，在清末、民国年间的“闽系海军”中，并非个案。福州朱紫坊的萨家、方家，官巷的沈家，马尾的魏家，法海路的陈家，七星井的林家，长乐青山的黄家……都曾将星闪耀，海军人才辈出。
　　早年生涯
　　1903年底，林国赓与他大哥林献炘，一起毕业于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8届驾驶专业。他们同班同学中，还有福州老乡杨树庄等人。
　　“闽系海军”大佬、海军上将杨树庄（1882-1934年），后来担任北京政府海军练福坛舰队司令兼闽江警备司令、闽厦警备司令、海军总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等职，对林国赓一生影响巨大。
　　据林献炘回忆，当年他们从广东黄埔水师学堂毕业后，“均派到北洋舰队练福坛”。
　　登舰练福坛一年多，1905年5月，林国赓与福州老乡许建廷等人，一起被派到驻沪英国军舰学福坛，时间2年，1906年10月回国。
　　海军少将许建廷，也是“闽系海军”骨干，后来担任北京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海筹”号巡洋舰舰长、汪伪政权伪“南京要港司令”、汪伪政权伪“海军部”政务次长等职，故居就在福州长乐市航程街道琴江村“水师旗营”南门一带。不过，或许因为许建廷后来当汉奸，福州人好像不愿意提他，《长乐市志》不给他立传，我带学生去“水师旗营”寻访时，当地人全都推说不知道这个人。
　　1906年12月，林国赓与许建廷等人，再次被选派赴英国“鲍特司密夫海军学堂”及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909年回国，于是有了前面提到的清廷筹建海军处的那份上奏。
　　在清末剩余时间里，根据相关记录，1909年，林国赓任“海容”号巡洋舰枪炮大副，又担任过“通济”号练福坛舰枪炮教官。其中，“海容”号是从德国购买的、排水量2950吨的装甲巡洋舰，“通济”号为三桅单烟囱、排水量1900吨的风帆-蒸汽混合动力炮舰，被作为海军练福坛舰使用。
　　悲情“建安”舰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北京政府海军部，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报了一份海军各舰艇指挥官名单。从名单中可以看到，林国赓已被提拔为“建安”号舰长，与后来担任或署理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海军部部长的杜锡珪（时任“海筹”号舰长）、林永谟（时任“海琛”号舰长）、林建章（时任“南琛”号舰长）、温树德（时任“江元”号舰长）、杨树庄（时任“楚观”号舰长）等人，均为同事，足见林国赓在海军中的资历与地位。
　　1913年1月8日，林国赓又与林建章、杨树庄等“闽系海军”袍泽，同时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
　　不过，林国赓担任舰长的这艘“建安”号，却是一艘充满悲情的军舰。
　　据陈悦先生研究，“建安”号鱼雷炮舰，参照法国鱼雷炮舰“迪波威尔”（D′Iberville）的设计，由时任福建船政的法国洋员监督杜业尔（Charles Doyere）设计、监造，1899年3月3日在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开工建造， 1900年3月3日下水，可是却只有一个空船架子。中间经历了建造经费不足、中外官员冲突等许多波折，直到在法国订购的蒸汽机、火炮等设备终于运来，时间已到1904年。
　　陈悦先生感慨地写道:“至1904年，从开工开始已经分别耗去7年和6年时间的‘建威’、‘建安’（同型姊妹舰），终于完全组装完成……‘建威’和‘建安’的建造期，在（福建）船政历史上创下记录，是船政建造耗时最久的军舰”。更可惜的是，随着法国监督杜业尔被解职，“‘建威’、‘建安’二舰，竟成了（福建）船政军舰建造历史的绝唱。”
　　这艘历尽千辛万苦才建造出来的“建安”号鱼雷炮舰，铁肋钢壳，船长78.58米，宽8.1米，排水量830吨，发动机7000马力，全力航行速率23节，煤仓容量180吨。军舰上主要武器有:100毫米主炮1门、65毫米火炮3门、37毫米5管“哈”炮6门、14英寸鱼雷发射管2具。此外，舰上还配备1艘小轮和5条舢舨。
　　“建安”号建成后，拨给南洋水师使用，首任舰长为原南洋水师“南瑞”舰管带叶伯鋆。1909年，“建安”舰编入清廷长江舰队。进入民国后，隶北京政府海军第二舰队，林国赓就在此时担任了“建安”号舰长。
　　1930年，“建安”号进入上海江南造船所，进行现代化改造，更名“大同”号，军舰外形有了较大变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就在它的老舰长林国赓在厦门焦头烂额之际，“大同”号（原“建安”号）和“自强”号（原“建威”号），一起悲壮地在长江江阴航道自沉，阻滞日军沿江进攻。
　　从艰难出生，到悲壮自沉，一艘“建安”舰，写满了中国海军的沧桑。

老哥

穷困潦倒的民国海军

字号: T T 手机看厦门网

　　

民国时代某次操演中，水兵在操作“通济”舰的120毫米副炮——选自陈悦《近代国造舰船志》，231页

　　

■林国赓笔迹——陈亚元先生收藏

　　国民政府不能解决军饷问题，海军开始自己想办法，占地盘，抢饭碗。他们最先想到的地方，便是“闽系海军”自己的家乡——福建。
　　文/图 黄绍坚
　　驻英、驻日海军武官
　　林国赓资历老，履历齐，留过洋，当过舰长，并且还是福州人，照理说，在“闽系海军”主导的年代里，林国赓本该进一步受到重用才对。然而不知为何，他却离开舰队，转而从事军事行政工作。
　　1914年10月，林国赓卸去“建安”号舰长职务，调任北京政府海军部军法司审检科科长。一年后，1915年9月，他又回到舰队，任海军练福坛舰队参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7月，北京政府海军部，派遣林国赓、徐祖善等2人，赴英国参观海军战术器械。当年秋天，林国赓被任命为驻英国海军正武官。1918年8月，林国赓转任驻日海军正武官，任职到1922年。这可能也是日后林国赓被日本人视为“一向与我们有亲密交往”、却被某些国人视为“媚日通敌”的一个原因。
　　但是，就在林国赓任驻日本海军武官期间，1920年3月到5月间，苏联红军、白俄军队、日军及其侨民，却在阿姆河出海口的庙街，发生武装冲突，史称“庙街事件”。中国海军4艘军舰，当时正滞留庙街，也被卷入冲突中。事后，日军指责中国海军助俄攻日，并扣留中国军舰及海军官兵。
　　据台湾学者张力研究，事件交涉过程中，驻日海军武官林国赓，曾专门发电报向海军部表示:“顾事实莫由证明，以讹传讹，殊难申辩国家名誉。”他希望能查清事实情形，以便驳正日方的无理要求。仅此一事也可证明，林国赓并不媚日。
　　“全军哀鸿”的民国海军
　　抗战期间曾任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等要职、坚持抗战到底的陈诚上将，多年后在其回忆录中，谈起抗战前羸弱的中国海防建设，依然满眼伤心:“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
　　个中原因，海军人士在抗战期间就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反观我国，海军经费，原甚低微，全年经济不过国币数百万元……经费支绌，未能积极建设，遂致今日海军，不足与敌争竞。”
　　别说建港、买炮、造舰、培养人才了，就连最基本的海军军饷，都经常发不出来。
　　1920年代的海军饷项，原由盐税项下，每月拨发50万元，本来已经杯水车薪，还往往被挪作他用。就在林国赓出任驻外使馆武官的那几年里，海军欠饷问题，愈演愈烈，几次差点酿成海军兵变。
　　1921年5月，北京政府海军各舰队司令、舰长，联名致电国务院，悲哀地表示，因海军欠饷严重，“以致驻防各舰艇，势将断炊”，恳请政府迅速筹款接济。到该年11月，海军欠饷已1年有余，积欠海军饷糈达1000余万元之巨，不仅冬装军服发放成问题，甚至连舰队伙食都不能维持，海军“全军哀鸿，不能久持”。
　　情急之下，1922年1月6日，北京政府驻沪舰队，派出7艘军舰到扬州十二圩监，试图截留盐税，充作军饷。一年后，这一幕再次上演。1923年3月，北京政府海军在沪开会决定，若政府再不拨发舰饷，不惜以身犯法，拟即派军舰自行扣留盐税。时任海军总司令、“闽系海军”大佬杜锡珪，也因欠饷严重，提出辞职。
　　在海军强大压力下，1923年4月14日，北京政府内阁最终通过决议，从当年5月份起，每按时拨给海军经费40万元。
　　虽有政府决议，但1923年5月，海军军饷仍只收到22万元，继续欠饷。6月，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再次提出辞职。这下北京政府急了，不得不于当年7月初，才将所欠5月份海军经费拨足。
　　在南方，广州军政府海军的欠饷问题，同样严重。1922年3月16日，“肇和”号军舰水兵首先发起闹饷风潮，粤系海军各舰一致响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只能临时抱佛脚，答应先发1个月薪饷以救急。一年后，1923年4月14日，还是因为欠饷问题，“肇和”号士兵再次哗变，临时舰队总指挥兼“肇和”号舰长盛延祺等人，死于乱兵中。
　　既然国民政府不能解决军饷问题，海军于是开始自己想办法，占地盘，抢饭碗。他们最先想到的地方，便是“闽系海军”自己的家乡——福建。
　　海军陆战队占据福州马尾
　　1965年，垂垂老矣的“闽系海军”骨干李世甲（1894-1970年），写下一篇回忆文章:《海军陆战队的见闻和我的一段经历》。据他回忆，清末海军改革，海军陆战队的建设，也被摆上议事日程。1909年，清廷在烟台东山炮台成立“海军警卫队统带部”，下辖步兵2个营，“实质上就是海军陆战队指挥部”。
　　1922年，趁福建军阀混战之际，正为海军军饷来源发愁的北京政府海军总长、“闽系海军”大佬李鼎新，以加强福州马尾防务为由，派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副官、兼第二舰队驻京办事处处长杨砥中，率驻京、驻沪海军警卫队各1个连，南下福州增援。部队到达后，连同驻马尾的海军警卫队，组织“海军陆战队统带部”，杨砥中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统带，林忠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李世甲说:“这是北京政府海军有陆战队名称和组织的开始”。
　　虽说民国时期，李世甲历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陆战独立第一旅旅长、海军马尾要港司令等要职，但上面这段经常被人引用的叙述，并不准确。民国海军陆战队，早就有了。
　　1914年12月，北京政府海军裁撤卫队，正式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1917年8月，广州军政府方面，也将20个营的“省长亲军”，改编为粤系海军陆战队，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炯明。
　　北京政府不甘示弱，1918年7月，增募海军陆战队4个连；10月，成立海军陆战队两个营。
　　1922年10月，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杜锡珪，接到福建督军李厚基来电告急。为了保住“闽系海军”的老巢福州，也为了占地盘、抢饭碗，海军于是派出“海容”、“楚观”、“应瑞”、“通济”等军舰，驶赴福州。随即又抽调驻沪海军陆战队第6、第7两个连及驻京海军陆战队第1营第2连，由杜锡珪的参谋杨砥中统带，开拔赴闽。这就是李世甲回忆中提到的“海军陆战队之始”。
　　其后，驻闽海军陆战队趁李厚基败走之际，在杨砥中领导下，大肆扩充。1923年6月3日，鉴于驻闽海军陆战队已扩编至12个营，北京政府海军部将“海军陆战队统带部”，改编为“暂编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杨砥中任旅长。下辖2个团。
　　杨砥中其人，也是正规海军出身，1913年被海军选派留学英国。但据说此人嚣张跋扈，野心较大。后来，1926年10月，在“闽系海军”大佬林建章与杜锡珪的明争暗斗中，林建章派人刺杀了杨砥中。当然那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1923年初，在杨砥中率领下，省垣福州的南台、马尾一带、及周边三都（今宁德三都澳）、长乐、连江、福清等地，竟成为海军陆战队的天下。杨砥中开始在上述地区，强行收取竹捐、海产捐。1923年5月，无可奈何的福建省财政厅，只好答应每月拨给海军陆战队6万元经费，以赎回被杨砥中强行控制的闽江厘税。
　　穷困潦倒的海军，开始尝到了控制地盘当军阀的甜头。

老哥

“海军决不轻让厦门”

字号: T T 手机看厦门网

　　

■明信片:厦门海军医院——陈亚元先生收藏

　　

曾在海军与臧致平之间负责调停、后任海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林知渊——翻拍于福州于山“辛亥革命纪念馆”

　　

■1927年，林国赓签署的《漳厦警备司令部布告》——紫日先生收藏

　　张毅愤愤不平地发密电告状，说“杨树庄以现款10万（元）、子弹20万（发），与臧致平交换后，则厦门完全为海军所有”。
　　文/图 黄绍坚
　　海军第一次进攻厦门
　　省垣福州到手后，海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厦门。
　　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开埠商港，厦门的军事、经济地位，不言而喻。1924年，北京政府任命的厦门镇守使张毅，在给总统府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查厦门一埠，为通商口岸，入闽咽喉，关系福建大局，至为重要。得之则福建安，失之则福建危。”
　　早在1920年7月，在粤桂战争中，闽、浙、海军三方面，就曾议定协同攻取厦门、泉州，并进窥福州。不过计划未能实行。
　　1923年1月，北京政府海军部，任命杨树庄署理海军练福坛舰队司令兼闽江警备司令。稍后，海军陆战队也建设成熟。占据厦门，便被摆上海军日程。
　　1923年7月25日，由海军练福坛舰队司令杨树庄，率“海容”、“应瑞”、“楚同”、“楚观”、“江元”等5艘军舰、及“定安”、“华乙”等2艘运输船，搭载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旅长杨砥中所部2000人，从福州出发，进攻厦门。7月29日，海军陆战队占领金门。7月30日，“海容”、“应瑞”等军舰进攻厦门。驻扎厦门的北京政府漳厦护军使臧致平部，顽强抵抗。8月1日，胡里山炮台开炮偷袭，“海容”、“应瑞”等舰受伤，退回金门。驻在厦门港内的英、美、日等国军舰，为了各自利益，开始阻拦海军对厦门的攻击。
　　随即，与北洋军阀、闽系海军、蒋介石等各方均有深厚关系的林知渊（福州人），出面作为中间人，调停海军与臧致平的冲突。加上厦门港连日大风，练福坛舰队司令杨树庄与海军陆战队旅长杨砥中之间，又矛盾重重，8月6日，海军舰队撤回福州。海军第一次进攻厦门失利。
　　贿买来的厦门
　　当时占据厦门的北洋军阀臧致平军队，实力并不强。根据时任杨化昭所部第24混成旅第2团团长兼第1支队司令官的张义昭称，臧致平虽为皖系有名的勇将，但“臧军号称一师，而实数只有一旅多人，其余多是空额”，且“臧军素来纪律不好”。
　　另据后来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等职的林知渊称，他在调解海军与臧致平的冲突时，其实签下一份秘密协议，即:改日时局有变，臧致平主动退出厦门，由海军接管。
　　时会说来就来。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臧致平奉命北调浙江。1924年3月29日，海军练福坛船队司令杨树庄闻讯，率舰队及海军陆战队抵达金门。时任海军“海筹”舰舰长陈季良的正副官、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长的周应 马总 后来回忆说，林国赓正是在此前后，担任杨树庄的参谋长一职。
　　臧致平遵守承诺。1924年4月16日，海军和平接管厦门；臧致平部退往漳州，绕了个大圈，千里回师浙江。
　　占据厦门后，海军各方后来纷纷吹牛，说是自己的功劳。周应 马总  说，他自己“带一把手枪”去和臧致平谈判，“一面威胁，一面劝告，臧致平同意撤走”。后来担任南京政府海军政治部主任的林知渊称，经过他上一年的调停，“厦门全岛就这样不费一弹，落入海军之手”。时任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的杜锡珪，更是将海军占据厦门，谎报成一场激烈的战斗。他写给北京政府的战报中称:海军登陆厦门，敌军四散，残部集中在磐石炮台（今思明区大学路部队干休所），负隅顽抗。当晚，海军炮击磐石炮台。第二天，敌人终于投降。此次战斗，“毙敌甚多，先后俘敌3000余人，枪1000余枝，机关枪3架，战斗品无数。”杜锡珪兴高采烈地宣布:“我军……完全克复厦门”！一直到1964年，陈培源撰写的《海军陆战队沿革》一文中，依然沿用这个“（海军）规复厦门，臧致平战败而逃，东山、金门各县，相继克复，闽疆始获奠定”的谎言。
　　其实，当年的档案说得很清楚。1924年5月17日，北京政府任命的厦门镇守使张毅，与海军争抢厦门，无果而返，愤愤不平地给大总统府军事处处长陆锦发密电告状，说:“海军虽有战舰6艘，但年久失修，无多战斗能力；陆战队不过千人，从未经过战斗，而且秩序紊乱”。海军之所以能够占据厦门，缘于“杨树庄以现款10万（元）、子弹20万（发），与臧致平交换后，则厦门完全为海军所有”。
　　不过，海军占据厦门时，确实发生过小规模战斗。1924年4月16日，原臧致平部第3旅旅长李崇寅，也想趁臧致平撤退之机，占据厦门，便自封保安司令，收编在厦闽军，占据磐石炮台。眼见肥肉到嘴的海军，岂肯善罢甘休。海军各舰，通宵炮击。翌日晨，李崇寅所部投降。这就是杜锡珪所称“大败臧致平”的战功。
　　1924年5月14日，厦门各界召开欢迎会，欢迎来厦的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练福坛舰队司令杨树庄、海军陆战队第一混成旅旅长杨砥中及各舰舰长。杜锡珪当场明确表示:“海军决不轻让厦门！”
　　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设立
　　1924年5月，经北京政府大总统曹锟批准，海军练福坛船队司令杨树庄，兼摄闽口厦门警备司令。杨树庄把管理厦门的实际权力，交给他的同乡、同学、海军练福坛舰队参谋长林国赓。
　　1924年6月，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成立，林国赓同时被任命为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司令。
　　厦门，进入了“林国赓时代”。
　　强行敛财，暴力镇压
　　刚在厦门站住脚的海军，迫不急待地开始圈钱。1924年4月26日，海军发出的第一份通告，竟然是“令（厦门）当地商会（每）月筹6万元为海军费”。厦门本地商人，当然叫苦连天，派代表竭见杨树庄司令，历诉军阀混战中，厦门商民疲困至极的情形。不过，杨树庄不为所动，只答应免除其它各项杂捐（共20余项，每月约需缴费3万余元），海军经费6万元，一点也不能少交。
　　1924年5月，为了海军筹款之事，厦门商会又与杨树庄协商，提出承包公卖鸦片。没想到，杨树庄竟然表示，“鸦片公卖局归海军自办”，商会不许染指。
　　同时，为了更好地执行“养鸡下蛋”政策，林国赓采取强硬手段，暴力清除曾经横行厦门的流氓团伙。这种做法，倒是对厦门百姓有好处。
　　1924年5月5日，3名依附日籍台湾流氓的本地流氓，被海军公开处决，其中1人被斩首、2人被枪毙。5月15日，日籍台湾流氓来挑衅，海军抓住为首的王财，又是当场斩首，于是引发双方接连数日的武装冲突。
　　1924年6月，日籍台湾流氓陈跷全等人，到厦门九条巷“金凤妓院”寻衅，刺死海军侦探李有铭。海军方面，一不做二不休，于1924年6月某日，全体出动，包围日籍台湾流氓的大本营麦仔埕（今思明区大同路麦仔埕巷）。《江声报》记者鲁钝，对此役作过精彩的描述:“于是，侦探队在总动员之下，或则化装为乞丐，或则为卖蛇者，或为饿殍，或作醉汉，于是日下午三时先后出发，埋伏于麦仔埕前后左右。时间既届，由二探先开枪，伪为相斗，然后合拢包围，先后投掷火球、火把，火烧麦仔埕。枪声既发，军队继至，火攻达二时许，（日籍台湾流氓头子）陈粪扫率众且战且走。是役，陈爪牙多受伤。搜索余烬，烧死台人一人，女给一，其余俱被遁走，麦仔埕陈粪扫之‘聚义堂’，则全毁于火。”这一事件，史称“台探事件”。
　　“林国赓时代”，就这样在厦门人喜怒交加的情绪中，揭开了它的序幕。

老哥

[tr][/tr]

主政厦门的民国海军少将 字号: T T 手机看厦门网 　　 ■日本侵略者对厦门的进攻——选自1939年日本陆军省情报部、日本海军省军事普及部联合编撰:《靖国的绘卷》之《支那事变绘卷》图15 　　 ■1934年初，“闽变”被镇压后，林国赓与其他人的合影（局部）——紫日先生收藏 　　 ■袁玉春绘制的1938年《厦门海军防御战示意图》——选自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78页 　　苦心经营厦门十几年的海军司令林国赓，整支队伍被陆军157师缴械，自己被擒，堪称奇耻大辱。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幕？对厦门的抗战与沦陷有什么样的影响？ 　　文/萧春雷 图/黄绍坚 　　军阀混战的时代，什么都不如割据一块地盘，征收赋税重要。穷困潦倒的民国海军，坐等军饷不至，最后也变成了军阀，直接争夺港市，以控制关税。因为实力太弱，他们只抢到了厦门一处，所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厦门，出现了海军司令主政的奇观。民国海军的最大帮派是闽系，所以这个海军司令是福州人林国赓。 　　闽系海军将星如云，少将林国赓只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很少人关心。但他从1924年6月到1938年1月，统治厦门长达14年，给这座城市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林国赓是铁腕人物。厦门近代的城市建设始于1920年，雄心勃勃，却举步维艰，连一条800米长的开元路都迟迟无法竣工。林国赓来到后，大刀阔斧，派出军队强拆强建，把厦门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至抗战前，共修建了主、次干道63条，加上一般街巷，街道总数达360条。不论他的手法如何粗暴，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可以行驶汽车的骑楼街，加上公园、公厕、市场、码头等公共设施，让厦门从一座古代城市，转变为一座近代城市。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采。鹭江道、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中山公园、八市、第一码头……斑斑驳驳，那些老旧的建筑，到处显露出民国时期的美学风尚，它们变成了厦门这座城市最直观和最重要的历史维度。我想，只要厦门老城区还在，林国赓的印迹就不会飘逝。 　　有段时间我试图了解林国赓，很奇怪，关于他的资料很少，并且矛盾重重。有人说他独断专行，有人说他相当开明；有人指责他贪污腐败，有人表扬他清廉自持；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知道，一方面他组织便衣侦探，与日本浪人肉搏，狠狠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他又被指控与日本领事勾结，准备“叛国通敌”。仇日？亲日？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林国赓？ 　　最离奇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军157师师长黄涛进驻厦门，第一件事居然是扣押林国赓。大敌当前，驻厦陆军与海军却发生“内讧”，匪夷所思；而苦心经营厦门十几年的海军司令林国赓，整支队伍被一支小小的客军缴械，自己被活捉，堪称奇耻大辱。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幕？对厦门的抗战与沦陷有什么样的影响？ 　　黄绍坚的文章，细细爬梳史料，为我们掀开神秘人物林国赓的面纱。文中纠正了不少流行的错讹，更首次披露了大量历史内幕，对于我们了解厦门的现代历史，弥足珍贵。本报5月22日“最厦门”已刊出“揭秘林国赓”专题上篇，现刊完下篇。
	管理回复 编辑支持 反对

老哥

为海军苦守厦门
20160619厦门网 2016-06-19 00:00
字号: T T 手机看厦门网

　　

■1933年，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签发的奖状——陈亚元先生收藏（左图）

　　

■1927年，厦门市政督办公署颁发的执照，由“督办林国赓”签名——紫日先生收藏（右图）

　　

1938年5月，厦门抗战殉职海军将士——选自陈贞寿:《图说中国海军史》，下册，第783页

　　在海军掌权的年代里，厦门满街“扣卡溜”。闽南人满腔郁闷，却无可奈何——这也为1938年厦门的陆海军之争，埋下一个伏笔。
　　文/图 黄绍坚
　　厦门满街“扣卡溜”
　　2011年，福州籍作家郑成钟，出版了纪实作品《海路的跋涉》。他自己说，这是一部“有关民国海军的纪实性历史书籍”。
　　在《海路的跋涉》中，有一节“为非作歹”，形象刻画出1924年海军占据厦门后的情形:“海军接管了（厦门）地方的一切机关。由于人手少，大批福州人乘坐英商轮船公司的轮船从福州、香港蜂涌入厦门找关系求工作。街头上只听见满坑满谷的福州话充斥市面，福州人走路的神态也格外精神，他们以为闽系海军占了厦门，厦门就是福州人的天下了。可是，并非你是福州人就可以找到工作的，尤其是找到好的工作。地方主要机关的首长都是由姓杨、或姓蒋、姓吴的人担任，因为姓杨的是杨树庄的家族，姓蒋的是杨树庄的妻族，姓吴的是杨树庄的母族。如厦门道尹由司令部秘书长吴山兼任，警察厅长杨遂，思明县长杨寿图，电报局长蒋揆，海关监督王君秀，副盐运使苏苍，水警署长林又新，二五税局长杨裕聪，盐务局长蒋质庄。其他如烟酒、印花、大小捐的局所，乃至于船牌捐、菜馆捐、妓捐和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的主管人，也大多是姓杨、姓蒋、姓吴的。当时省里以及厦门街头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是‘厦门是杨、蒋、吴的天下’。”
　　郑成钟的描写，绝非虚构。当年担任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卫队营第三连连长、营长的刘刚德，写下同样回忆:“海军登陆（厦门）后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忙于派人接收各机关，连直属中央的国税机构也统归掌握。其初人手缺乏，颇感粥多僧少，供过于求。但很快，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行走于福州-香港间、每隔三天航行一次的定期班轮，每次过厦（门），必满载大批福州人蜂拥上岸，各找关系，要求工作，至此又成另一种现象了，那就是（在厦门）福州人满坑满谷，人多为患……”
　　福州话里，逛街叫“卡溜”，去逛街叫“扣卡溜”。因为福州人说话老是“卡溜卡溜”的，私底下，闽南人给福州人起的外号就叫“扣卡溜”。
　　在海军掌权的年代里，厦门满街“扣卡溜”。闽南人满腔郁闷，却无可奈何——这也为1938年厦门的陆海军之争，埋下一个伏笔。
　　杨树庄的心腹将领
　　林国赓卖力地任用杨树庄的本族、妻族、母族人到厦门任职，缘于他是杨树庄的心腹将领。
　　要说明这一时期林国赓与杨树庄的密切关系，须同时理顺一下驻厦海军领导机关的变迁。
　　简单地说，1923年1月，因福建军阀混战，人心惶恐，闽省宣布戒严。海军趁机扩大在闽势力，1月28日，成立“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由林国赓的老同学、时任海军练福坛舰队司令杨树庄，兼任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随后，大约在1924年初，显然得到杨树庄力荐，林国赓被任命为海军练福坛舰队参谋长。1924年6月，杨树庄率海军占据厦门后，设立“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由林国赓兼任厦门海军警备司令。
　　1925年2月6日，杨树庄升任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2月22日，当时还只是海军上校的林国赓，竟然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公署参谋长，直到1926年6月，足见杨树庄对他的倚重。
　　不过，鉴于厦门是海军唯一控制的城市，攸关海军饷糈利益，林国赓一直守在厦门。1925年6月，林国赓又被杨树庄任命为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厦门海军警备司令。1926年9月，林国赓正式担任北京政府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此前一直都是兼任）。
　　1927年3月14日，在蒋介石的同学、福州籍政客林知渊等人联络下，海军易帜，正式宣告归属国民革命军。蒋介石论功行赏，陆军背景的林知渊，被蒋介石钦定为海军政治部主任兼海军党代表。1928年3月，成立国民党海军特别党部，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担任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林国赓与陈季良、陈绍宽、曾以鼎、李世甲等“闽系海军”骨干，一起被选为海军特别党部监委、执委。
　　从1926年7月到1927年7月，据说林国赓还曾两度担任“通济”号练福坛舰舰长一职。不过，时间、军衔等细节都对不上，存疑。
　　海军易帜后，林国赓一仍其旧，坐镇厦门。1927年8月，林国赓就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司令。当年12月，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将福州、厦门防务分开，林国赓换了个头衔，担任南京政府海军漳厦警备司令部司令。1928年4月，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又设立海军厦门要港司令部，林国赓以海军漳厦警备司令身份，兼任海军厦门要港司令。19路军入闽掌权后，1933年1月，海军漳厦警备司令部撤销，林国赓专任海军厦门要港司令，并一直任职到1938年1月他灰头土脸离开厦门为止。在此期间，1934年1月10日，杨树庄病逝于上海，并未影响林国赓继续主政厦门，可见海军部对林国赓在厦门工作的肯定。
　　上述变来变去的机构名称、官职名称，或许会让普通读者感到头晕。可是，这正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杨树庄的心腹将领，林国赓为了海军利益、苦守厦门这块地盘的真实写照。
　　少将疑云
　　说起来，林国赓在海军中的官运，远不如他的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同班同学杨树庄，也不如和他一起官派留学英国的同学许建廷。
　　1913年1月8日，林国赓与杨树庄、林建章等人，同时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
　　其后，杨树庄在海军中进步神速:海军上校（1914年）、海军少将（1921年）、海军中将（1924年）、海军上将（1929年），并先后担任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等职。
　　后来当汉奸的许建廷，当年发展也算正常:1916年升海军上校，1923年升海军少将。
　　林国赓却很奇怪，虽然先后出任驻英、驻日海军正武官，但他在海军中校军衔上，一呆就是9年半。直到1922年8月，林国赓才被升为海军上校。杨树庄担任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之后，1925年7月，身兼海军总司令公署参谋长的林国赓，终于成为海军少将。
　　即使这个海军少将，林国赓也当得面目可疑。根据《北京政府时期海军将校名录》记载，1925年7月15日，林国赓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20年代，林国赓先后担任的厦门海军警备司令、海军厦门要港司令等职，都是少将简任级。从常识来说，1925年林国赓成为海军少将，合情合理也合法。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军人员授衔名录》和《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1912-1949》这两份文献，却异口同声地说，直到1935年9月，林国赓才和曾以鼎、李世甲等人，同日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一名军人怎么会两次被授予少将军衔呢？这在民国海军中屈指可数。
　　我特别注意到，与林国赓有着同样奇怪经历者，还有他命运多舛的大哥林献炘。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职官表》，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械司司长的林献炘，“1934年升少将”。这也正常，海军部司长，也是少将简任级。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军人员授衔名录》却说，林献炘直到1947年11月才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又是一位两次被授予少将军衔者。
　　在民国时期异常复杂的海军人事丛林里，这一对来自福州厂巷林家的将军兄弟，不知得罪了哪位海军大佬，以至于连个少将都当得不明不白。林国赓究竟是在1925年7月、还是在1935年9月成为海军少将？至少根据目前档案来看，无法定论。

老哥

独断专行不得人心
20160619厦门网 2016-06-19 00:00
字号: T T 手机看厦门网

　　

■“中华民国对荷外交后援会”于1931年出版的《反荷运动专刊》封面。

　　

■画面正中为厦门市公安局大楼。该地位于厦门城中央，清代为福建水师提督衙署，民国时期为厦门海军司令部。

　　

■现海军码头与虎头山。

　　邹韬奋再撰《厦门当局袒荷之荒谬》，笔力如刀:“林国赓倒行逆施，实为全民族的公敌。”

　　文/图 黄绍坚
　　重用流氓
　　虽然毕业于法律传统深厚的英国，但林国赓显然不是一位遵纪守法的海军司令。林国赓将厦门视为海军禁脔，予取予求，颛权自恣。他不仅重用杨树庄的亲属在厦任职，而且重用福州流氓林明和厦门本地流氓头子李清波，帮他治理厦门。
　　据刘刚德回忆说，1924年海军占据厦门后，林国赓“起用了一个福州人林明，为司令部的侦探长，随时协助警察厅清理盗窃案件。林明本身就是一个大流氓，在闽南一带游荡了好多年，对于厦门情况特别熟悉”。林明上任后，很快故态复萌，贪赃枉法，官、贼一体，犯下大案，被人赃俱获。“在这物证人证一切具备之下，林明真是死有余辜的了，可是林国赓还一味庇护……仅仅把他转解到了（福州）长乐监狱寄禁，不作处理。辗转半年以后，（林明）却又（被派到漳州）得到继续起用。”
　　也许时间久远，刘刚德的记忆略微有误。福州流氓林明，当年担任的是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缉私队（后改为特务队）队长。
　　林明的缉私队里，还有一位副队长李清波。1924年冬至1925年初，李清波还短暂兼任过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警卫营营长 ，足见林国赓对他的信任。
　　但这位李清波，却是一位厦门本地大流氓。默君《厦门的各角头流氓》一文中称，当年横行厦门的角头好汉（流氓）帮派中，有“草仔垵派”，活动在虎头山脚（今思明区镇海路与鹭江道交汇处附近）、太古码头（今鹭江道和平码头客运站附近）、水仙宫（今水仙路与鹭江道交汇处附近）一带。“草仔垵派”的流氓头子，正是李清波。
　　1924年6月，“火烧麦仔埕”事件（“台探事件”）发生后，在日本人强硬抗议下，双方协商许久，最后，李清波被推出来，作为替罪羊处死。1925年初，尴尬的林国赓，只好以厦门海军警备司令的身份，亲自兼任海军警卫营营长。
　　“打倒林国赓”
　　199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特区大辞典》“林国赓”辞条中，一方面肯定林国赓主政厦门期间，“扩展市区，推进厦门市政建设”的贡献，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林国赓“在任期间，媚外压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工运领导机关，屠杀罗杨才、杨世宁、李国珍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
　　此言不虚。曾任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叶清泉 ，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7年春，蒋介石准备清党。当年4月9日凌晨，林国赓派林明等率侦探100余人，包围厦门总工会筹备会，逮捕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等人。天亮之后，厦门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码头工会等组织，相继举行**抗议。林国赓派人“出面欺骗工人说，林司令因罗（扬才）等在外活动有危险，为保护他们安全，故请他们在司令部协商，今天晚上当放他们回去。工人被骗解围。”第二天，林国赓“竟下令实行全市特别戒严，禁止集会**。白色恐怖笼罩全市。”
　　须知林国赓在厦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清党”还早3天。
　　从此，共产党人与林国赓结下深仇大恨。1929年5月，地下党杂志《厦门工人》第7期上，发表署名“力”的文章，标题就是《打倒林国赓！》。同年6月23日，地下党中共厦门市委、团厦门市委，联合发出《为“沙基惨案”4周年告民众书》，再次号召:“反对国民党干涉群众的自由！打倒林国赓！”1930年，厦门大学学生爆发争取半价乘坐公共汽车权利的斗争，厦门地下党在《烈火》杂志上，再次发文痛批林国赓:“剥削汽车工人、欺骗汽车工人的，是国民党军阀林国赓及汽车公司的资本家”。厦门地下党希望，厦大学生应该“走上斗争的道路”。
　　在共产党人眼中，林国赓不仅欺内，而且媚外。据叶清泉回忆，在镇压共产党人之前，“1926年5月9日，厦门大学学生……发动纪念国耻示威**……当时林国赓媚外，恐怕赴鼓浪屿示威会引起日领（事）不满，乃令厦鼓（厦门-鼓浪屿）渡船停航，断绝交通，赴鼓（鼓浪屿）**群众没法过海”。随后，林国赓又软禁群众代表，引发群众抗议，“高呼‘打倒林国赓’口号”。
　　“全民族的公敌”
　　林国赓主政厦门14年间，引起轩然大波者有两件事，一件是1930年底的“萧案”，另一件是1938年厦门的陆海军之争。
　　对于“萧案”，受害者萧信庵女士写有《弱女孤行途遇危险记》。当年《申报》也作过详尽报道，仅1930年相关报道就达50篇。为此案而成立的“中华民国对荷外交后援会”，并于1931年出版《反荷运动专刊》。资料可谓丰富。
　　概括地说，1930年夏，原在首都南京中区实验学校任教的萧信庵女士，受荷属南洋安汶岛（今属印尼）培德学校之聘，出国任教。8月13日晚，萧女士从上海搭乘荷兰渣华轮船公司（Juva-China-Japan Lyn）“芝巴德”号（Tjibadak）轮船，前往安汶。途中，出海晕船、又孤身旅行的萧女士，竟先后遭到该船荷兰籍大副兰鞍奇（H.W.Lvaing)、二副雷第马开(J.C.Rademakw)的多次猥亵、**。萧女士向船主亚尔氏（D.P.Als）哭诉，船主竟串通船上医生白林古（G.H.Bringow），诬陷萧女士有神经病。到了荷属南洋望加锡港（今属印尼），侨胞闻讯，义愤填膺，代向当地荷兰殖民法庭起诉，但法庭竟判两位荷兰籍被告无罪。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联想起数百年来在荷属南洋群岛，华侨、华人屡遭荷兰人驱逐、虐待、屠杀的历史，由京（南京）、沪学界、侨界发起，以上海为中心，成立“中华民国对荷外交后援会”，发动抵制荷兰渣华轮船靠岸的运动，并强烈呼吁南京政府外交部出面，要求荷兰人道歉、惩罚罪犯。这就是由“萧案”引起的“反荷运动”。
　　这场运动中，厦门也成立“援萧委员会”。厦门海员工会的表现，尤为坚定。邹韬奋先生1930年11月发表文章《欲盖弥彰的兽行》，盛赞厦门人的表现:“闻厦门已对渣华断绝营业关系，渣华轮在该处无业可营者共有8艘之多……我们愿竭诚对厦门同胞顶礼致敬。”
　　不料，当年11月14日，主政厦门的林国赓，竟公开取缔厦门抵制渣华轮船的行动，并派兵驱散海上纠察队。11月19日，海军漳厦警备司令部又发出布告，称“萧案”已由外交部交涉，禁止在厦门抵制渣华轮船。同时，林国赓命令海军侦探，将派到厦门指导抵制行动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观察员王戎（福州籍），强行押解出境，并威胁王戎说:“苟非同乡关系，则必立即逮捕，严予惩办！”
　　林国赓此举，令全国愤慨。11月30日，邹韬奋再撰《厦门当局袒荷之荒谬》，笔力如刀:“林国赓倒行逆施，实为全民族的公敌。”华侨联合会、海员总工会、上海市民联合会等数十个团体，一面联名致电林国赓，公开挖苦他“一味畏葸，受辱而不知耻，宰割而不知痛”，另一面联名致电福建省政府，请求闽省政府将林国赓撤职查办。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则致电南京政府海军部，称林国赓“媚外排内，利令智昏……以本党治下之官吏，助长帝国主义者之淫威”，请求“迅将林国赓严加撤办”。上海各界援萧反荷大会，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痛斥林国赓“以其枪杆，压我民众，此诚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吁请惩办林国赓。
　　不过，当年厦门是“闽系海军”的天下。举国舆情汹汹，林国赓却安然无恙。

老哥

被陆军活捉的海军司令
20160619厦门网 2016-06-19 00:00
字号: T T 手机看厦门网

　　

■1937年9月1日《江声报》1版上发表的《林国赓启事》——缩微胶卷翻拍，厦门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提供

　　

■1938年，日本侵略者拍摄的厦门岛五通海岸防登陆铁丝网——选自1941年日本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编纂:《光辉的忠诚——支那事变报国美谈》第9辑插图

　　

■日本侵略者侵略厦门的铁证:1938年5月，顷刻之间，厦门岛遥遥在望——选自1941年日本海军省海军军事普及部编纂:《光辉的忠诚:支那事变报国美谈》第9辑插图

　　

■侵厦日军绘制的1938年日军进攻厦门示意图——选自1942年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局编纂:《支那事变纪实》第10辑

　　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1937年8、9月间发生在厦门的这场陆、海军之争，为次年厦门沦陷，埋下巨大隐患。 文/图 黄绍坚
　　奠定厦门近代化城市基础
　　曾经主政厦门长达14年的林国赓，在不同人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
　　共产党人笔下“欺内媚外”的“国民党军阀林国赓”，邹韬奋笔下“全民族的公敌”林国赓，华侨团体笔下“甘作帝国主义走**”的林国赓，到了《民国厦门市志》中，全然不见踪影，惟余通篇溢美之辞，盛赞林国赓“改革市区，不遗余力。筑马路，辟新区，建公墓，设农场”，“十余年间，殚精竭虑，任劳任怨”，方使“昔日湫溢嚣尘”的厦门市区，“顿臻整齐清洁”，发展成一座近代化城市。
　　说起林国赓对民国厦门市政建设的贡献，是个大话题，香港周子峰博士《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1900-1937》一书，条分缕析，颇为详细，感兴趣者可以参阅。
　　另据厦门地方史学者李启宇先生归纳统计，在林国赓领导下的民国厦门市政建设，共开辟新区35处，新辟（市区）地盘总面积约1300余万平米，是旧市区面积的3.24倍。改造后的厦门市区海岸鹭江道，沿岸14个码头依次排列。市区共修建主、次干道63条，总长度33.44公里，加上一般街巷，街道总数达360条。市区新建民房13500余号，居民住宅面积达340余万平方米。全市还建有3座公园、9个菜市场、20座公共厕所。李启宇先生感慨写道:“正是有了林国赓成功的厦门市区改建……历史才在漳（州）、泉（州）之间硬生生地崛起一座厦门城，形成厦、漳、泉金三角。厦门着实应该感谢林国赓。”
　　与日本海军司令互相拜访
　　曾任海军陆战队独立第一旅旅长的杨廷英后来回忆说，按照国际间海军礼节惯例，和平时期，凡外国进港军舰，如系司令的旗舰，当地海军司令一定互相拜访。
　　但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军舰仍在厦门港进进出出，独断专行的林国赓，仍“与日本海军司令的互相拜访，已福坛为常事”，并未觉得有何不妥。
　　和平表象背后，闽系海军控制下的海防要塞厦门，也感到防备力量不足。时任海军（福州）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称，当年海军驻厦兵力，实际仅有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第三团，团长为林耀东（一说尹家勋），外加1个保卫厦门各炮台的海军“护台营”，受海军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统一指挥。
　　为加强厦门防卫，1937年8月27日深夜，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陆军第157师（陈济棠系粤军 ）师长黄涛，率下属练惕生旅，逐次进驻厦门，黄涛兼任厦门警备司令。
　　厦门的陆、海军之争
　　谁也没想到，黄涛刚到厦门，立刻闯下大祸。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撰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一书，如是描述这场冲突:“（1937年8月27日）进入厦门的中国军（指陆军第157师），监禁了一向与我方有亲密交往的厦门要港林（国赓）司令，解除了该司令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武装，并占领了全部炮台、兵营……当夜在鼓浪屿的便衣队人数急剧增加，包围了总领事馆，形势非常紧迫……28日上午（驻厦日本领事）高桥……随即急速完成（在厦日本侨民）撤离准备……同日18时30分撤离厦门。”
　　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派驻厦门与第157师联络的“闽系海军”骨干杨廷英的回忆，更加具体。他说，籍贯广东蕉岭的黄涛，“素常骄纵，性情又极急躁”，只信任自己广东梅县老乡、师部政务处处员管平。管平驻在厦门，见林国赓屡次出面接待日本军舰，又听到不少闽南人说林国赓坏话，因此怀疑林国赓叛国通敌。
　　在没有证据情况下，1937年8月27日拂晓，157师师长黄涛，派兵包围驻厦海军陆战队、海军厦门各炮台及海军“护台营”，将海军全部缴械，关到南普陀；上午8时，157师又包围海军厦门要港司令部，将警卫连缴械，并活捉了一身戎装、正在办公的林国赓。
　　大敌当前，自己人却闹内哄，举世错愕。当天，收到消息的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即致电福建省主席陈仪，强烈抗议。在陈仪直接干涉下，翌日上午8时30分，林国赓获释。被缴械的海军，随即也发还武器。
　　黄涛仍不死心。1937年9月1日，黄涛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医署署长张建，向蒋介石发秘电，诬告林国赓卖国通敌:“厦门要港司令林国赓，与日领（事）勾结，拟利用陆战队为工具……以厦门为北平第二，一旦有机，即成立所谓厦门治安维持会，供日（本）驱策，为日（本）变相走**。”张建还帮黄涛圆场:“厦门地居险要，环境复杂。黄师长驻守该处，责任匪轻，虽事先未经请示，而时机所迫，处置或有可原。”
　　林国赓也愤愤不平。1939年9月1日，林国赓在厦门本地《江声报》头版，公开发表《林国赓启事》，称:“（国赓）被扣原因，谓有勾结敌人、蓄意叛国、组织傀儡政府嫌疑罪名，加重一等……国赓……自行悔过一语，尤属淆乱听闻。诚以罪状果有应得，固非因受惑而悔过所可了事。否则（国赓）行为坦白，绝无受惑，有何悔过？”
　　对黄涛、张建等人的诬告，蒋介石不为所动。但陆、海军在厦门兵戎相见，令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大为恼火。当事双方，被各打五十大板:1937年9月初，驻厦门的海军陆战队第二旅第三团，被调往福州长乐整训。驻屿仔尾等处炮台的海军“护台营”，也被调往福州。1938年1月12日，粤系陆军第157师，奉令调离福建，厦门防务由蒋军旁系、陆军第75师宋天才部接管。黄涛本人被撤职留任，戴罪立功。其后，1938年1月，“闽系海军”掌控下的海军部，赌气地将熟悉厦门情况的林国赓，调任海军部军衡处处长，摆出一副对厦门甩手不管的架势。
　　临阵换将，临阵换兵，甚至临阵撤兵，皆为兵家大忌。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1937年8、9月间发生在厦门的这场陆、海军之争，为次年厦门沦陷，埋下巨大隐患。
　　黄涛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闯下的这个大祸。后来在回忆文章里，黄涛对这次由他挑起的驻厦陆、海军之争，一言不发。
　　余生岁月
　　现在回顾厦门这场陆、海军之争，可以发现，其中有陆军与“闽系海军”的矛盾，有闽南人、福州人（“闽系海军”）、客家人（157师）之间的矛盾，有闽、粤省际冲突的因素，有林国赓独断专行、黄涛刚愎自用的个人性格缺陷，也有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
　　郁闷的海军少将林国赓，灰头土脸地离开自己主政长达14年、为其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厦门。1938年1月，林国赓调任海军总司令部军衡处处长，同时兼任海军作战训练研究会研究员。
　　1941年10月，林国赓调任重庆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舰械处处长。不过，时值抗战最艰难的岁月，海军作战舰艇，事实上已全军覆没，舰械处长几乎无事可做。
　　1943年9月，林国赓病逝于海军总司令部舰械处处长任上。
　　林国赓一生，获得勋章不多。北京政府时期，1918年1月，授四等文虎章；1920年1月，授四等嘉禾章。南京政府时期，1935年6月，授海陆空甲种一等奖章；1936年11月，授四等云麾章。此外，1936年7月，林国赓还与他大哥林献炘等人，一起获颁“努力国民革命勋绩”。
　　一生低调的林国赓，妻子、子女情况不明。刘琳、史玄之两位先生说，林国赓有位孙子林越，林越是位地铁建设的高级工程师，已移居美国多年。2003年10月，林越专程回到厦门，在鼓浪屿漳州路上，找到了祖父林国赓的寓所。“当地老人都知道那里曾经住过了一位海军将军，称其抗战有功。这让林越很感动。”